再谈回銮碑

郭爱民

回銮碑，对于不少濮阳人来说并不陌生。但是多年以来，能够清楚而准确地说出其来龙去脉者却又不多。有些人甚至道听途说，以讹化讹。1978年，濮阳县革委在原碑之旁又立了一通说明性石碑，写道“赵恒班师回朝时赋回銮诗，由寇准书丹立石于此。即现存之契丹出境碑。”2004年，笔者写了一篇东辨性文章，在当年的“濮阳澶渊之盟一千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对回銮碑建立的时间、碑文内容、笔文书丹人、篆额人以及版本问题进行比较辨析，指出：碑文为宋真宗御制亲书。篆额者是当朝宰相文彥博。该碑建于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几个版本之中，以明嘉靖《开州志^●艺文》所载最为准确，应与宋真宗原来的碑文相一致。此议得到与会专家学者一致认同。事后收入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2007年3月出版发行的《澶渊之盟新论》一书。但是，关于碑为何直到仁宗晚年，才在澶州得以建立，并未涉及。现在笔者依据所能见到的相关史料再加以分析，以就教于读者。

第一、澶渊之盟后，冠准受到王钦若、丁谓、刘皇后等人谗毁和迫害，引发宋宗对寇准的信任发生动摇。

王钦若本来也是进士出身，很有力气。但因其性情倾轧伪作，敢做假传命令欺骗人的事，虽然景德之初已官居副宰相高位，但素来与寇准不和。尤其在1004年冬天，辽国在萧太后与辽圣宗耶律隆绪率领下，号称二十万大军向宋朝大举入侵之时，当宋真宗已经采纳宰相毕士安、寇准的意见，决定亲征澶州之后，他因为自己怕死，却打着关心真守安危的幌子，密密地向真宗奏请，请真宗驾幸金陵，使真宗亲征澶州的决心动摇。当真宗将“幸金陵”的想法向寇准征的想法向寇准征询看法时，寇准明知此协议自王钦若，却佯装不知，并说“谁为陛下画此策者，罪可斩也”。进一步加深了他对寇准的仇恨。

澶渊之盟以后，寇准在朝廷上下威望很高，政务处理得心应手。真宗本人对寇准也是格外尊重。因为自从宋太宗以来，宋朝对辽国发动的收复燕云十六州之战，从来都没有胜利过。只有这一次在寇准的有力辅佐之下，才取得了胜利，并且以不太大的代价，订立了休战讲和的条约，宋真宗怎么能不高看寇准呢？

然而，这却大大刺激了王钦若的嫉妒之心，于是千方百计对寇准进行诋毁。景德三年（1006年）二月，“一日会朝，准先退，上月送准。”钦若因进曰：“陛下敬畏寇准，为其有社稷功耶”上曰：“然”。钦若曰：“臣不意陛下出此言。澶渊之役，陛下不以为耻，而谓有社稷功，何也？上愕然曰：“何故？”钦若曰：“‘城下之盟，虽春秋时小国犹耻之。今以万乘之贵，而为澶渊之举，是盟于城下也，其何耻如之上！’愀然，不能答”^②。

宋真宗也是熟读儒家经典之人，对《左传》桓公十二年记载的城下之盟不可能不知。那是强大的楚国攻打弱小的绞国，设计攻破绞国都城，强迫其签订屈辱条约的故事。如今宋辽交战，辽国军力虽强，但经济落后，人力较宋朝为少，综合国力不如宋朝。太宗时两次攻辽虽然失败，而此次仅击战，的确是宋朝得了胜利。签订盟约，是辽方首先求和的结果，与春秋时的城下之盟有本质区别。

至于输辽三十万岁之事，真宗或许有两方面理由。首先是真宗全面分析宋朝开国以来，宋辽双方等夺燕云十六州的战争状况，认为谁也不能完全战胜对方，完全获得燕云之地。于其不停撕杀，造成两国人民大量死亡，耗费无数钱财，不如停战和，维持现状，发展经济，为两国人民造福。其次，宋太祖当年曾有以金钱换取燕云失地的计划。他现在以金钱资助辽国，使其不再攻取后周时攻占的关南十县之地，其实质与宋太祖的赎买政策非常相似。因此，宋真宗抓住此次获胜而辽又至动讲和的机遇，决心在维持双方边界情况下停战讲和。即使寇准已经谋划彻底战胜之策，也不采纳。史载“曹利用与韩杞至行在议和，准初欲勿许，且画策以进，曰：‘如此，可保百年无事。不然，数十岁后，并且生心矣。’上曰：‘数十岁后，当有能扞御之者。吾不忍生灵重困，姑听其和也’。准处分军事，或违上旨，及是谢曰：‘使民用诏令，兹事岂得速成！’上笑而劳焉。”^③前线一些将领也有和寇准类似主张。杨延郎（昭）曾上奏说：“‘敌顿澶渊，去境兆千里许，人马罢乏，虽众易败。凡所剽掠，恶在马上。愿饬诸军扼要路掩杀，其兵歼，则幽，易数州可袭取也’秦入，不报。”^④真宗与辽讲和和决心之大，还可以从许辽岁币的数量上看出。当曹利用何他请示岁币的数量时，真宗答复说：“必不得已，虽百万亦可。”^⑤由此可知，赠而讲和是真宗自已的主张。王钦若利用城下之盟故事谗毁寇准，应当起不到多大的效果。

问题在于，真宗听到王钦若说话之后的愀然不语。它使得王钦若认为，真守已经被他说动，于是接着说道：“陛下闻博乎”博者输钱欲民，乃馨所有出之，谓之孤注。陛下，寇准之孤注也。斯也危矣。”^⑥这番话，或许才真正刺痛了真宗的心。他会使真宗一幕幕回忆起从议定亲征，到盟约达成，每一步都受制于寇准的窘境。尤其是朝中文武大臣大多拥护寇准，会使真宗感到不安。尤其是在去澶州之前，寇准在说到去澶州的想法时，“直有热血相泼了耳”那名话，使他更相信王钦若的话，寇准真的把自己当成博取功名的孤注，而实无爱君之心。联想到太祖在后周主弱臣强之时取得政权的历史和祖宗家法，或许感到不寒而粟。于是就在当月，便将寇准罢相，出知陕州去了。

赠币讲和，虽是真宗执意所为，但听到朝臣不同的违章时，总觉得不是那么光彩。王钦若看出了他的心结。于是又给他出个馊主意：“今国家欲以力服契丹，所未能也。戎狄之性，畏天而敬鬼神，今不若盛为符瑞，引天命以自重，戎狄闻之，庶几不敢轻中国。”^⑦真宗对此心领神会，在王钦若精心策划下，大搞所谓天降符瑞活动。东封泰山，西祀汾阴。到处建宫观，设斋谯，封官许愿，乌烟瘴气，劳民伤财。与此同时，王钦若、丁谓、林特、陈彭年、刘承珪等一帮奸侫拉帮结派、排斥异已、打击正气，朝政日益腐败。

在这些疯狂的活动中，王钦若等人为了阻止寇准仅对，一直将其贬谪在外。直到真宗晚年身患重病之时，他感到刘皇后权力欲太大，担心太子年幼，不能顺利接班，这才又想起了寇准。天禧三年（1019年），诏令寇准回朝担任宰相。为了保障寇准能辅佐太子并有效制衡刘皇后，真宗同意了寇准的计划：“尊真宗为太上皇，立太子为皇帝，罢刘皇后预政。”^⑧然而此计划不慎泄密后，真宗又变了卦。他表面上是记不清曾经批准这一计划，不敢承担责任，实质是对寇准和刘皇后的作用进行仔细比较后，对寇准的信任发生动摇，而对刘皇后产生了幼想。于是，寇准再次遭到刘皇后和丁谓的疯狂报复。加之周怀政事件的牵累，寇准先被贬至河北相州，还未到任又被贬往湖北安州，再被贬往湖南道州。从开封出发，先往北，再往南，二十五天之内，奔波在数千里的贬谪路上，其政敌之用心，必欲将寇准置之死地而后快。真宗去世后，丁谓一伙又将寇准贬往岭南雷州，亦即今日之广东海康。其官品也由一品一直降至八品。天圣元年（1023年）闰九月戊戍，寇准在雷州含冤去世。^⑨

真宗君臣心里明白，澶渊之盟离不开寇准，而真宗的北征回銮诗是澶渊之盟的颂歌。但在订盟之后真宗又听信谗信，担心寇准功高震主，玩起藏弓烹狗伎俩，这铭功之碑又怎么能够树立起来呢！

第二，与寇准历史地区被重新论定和辽逞宋夏战争之危，对宋讹诈，迫使宋朝增加而有关。

乾兴元年（1022年）二月戊年，宋真宗去世后，继位的仁宗当时只有十三岁。于是，遵真宗遗诏，刘太后“权处分军国大事”，成为真正的宋朝掌权者，多年的梦想得以实现。其先，丁谓为了打倒寇准，与刘太后建立紧密联盟。刘太后垂帘后，他便狐假虎威，排除异已，结党营私。当刘太后发现丁谓拥护自己是假，擅权乱政是真的时候，就对丁谓采取了措施。在她将擅自移动真宗陵寝的大宦官雷允恭斩决之后，又果断地将丁谓贬谪到海南崖州。天圣二年（1025年），王钦若死了。天圣七年（1029年），曹利用自杀于贬谪途中。到明道二年（1033年）三月，寇准的主要政敌，除刘太后外，基本上退出历史舞台。而那位武则天式的摄政皇太后，也已经病入膏盲，气息奄奄，朝不虑外了。

因此，朝廷内外，为寇准平反昭雪的呼声日渐高涨。范仲淹针对王钦若对寇准的污蔑指出：“寇莱公当国，真宗有澶渊之幸。而能左右天子，如山不动，却戎狄，保宗社，天下谓之大忠。”^⑩三月庚寅，在刘太后咽气前四天，仁宗下诏大赦，恢复寇准太子太傅官衔和莱国公封爵。十一月戌，赠中书令。景祐三年（1035年七月），谥“忠？”。皇后四年（1052年）诏翰林学士孙抃撰寇准墓神道碑文，仁宗御书碑额“旌忠。”11

政声人去后，公道在人心。经过长期观察，宋仁宗对其父母的崇臣王钦若，终于也有了清醒地认识。“其后，仁宗尝谓辅臣曰：‘钦若久在政府，观其所为，真奸邪也。’王曾对日：‘钦若与丁谓、林特、陈彭年、刘承珪，明谓之‘五鬼’。奸邪险伪，诚如圣谕’”。12

寇准的政治地位和名誉恢复了，王钦若等人的真面目看清了，澶渊之盟对两国人民带来的好处又经历了几十年的实践检验，不仅证明了寇准当年极谏真宗亲征的正确，也说明直宗当时能够分辨事非，采纳忠言，抓住机遇，谋求和平的英明。在仁宗君臣看来，澶渊订盟的经验，可以作为处理宋辽与宋夏关系的模式。景祐元年（1034年）以后，当西夏李元昊公开宣布称帝，建立国号，辽国趁火打却，陈兵边境，派出使臣对宋讹诈，声言索要关南十县之地时，仁宗便自然地想起真宗当年亲征澶州的故事。

然而，此一时彼一时。由于赵宋王朝长期实行“右文抑武”“守内虚外”政策，至仁宗中期，冗官、冗兵、冗费问题已经非常严重。官虽多，但不能有效理政。兵虽多，却不能悍卫边疆。国内各种矛盾严重激化，小股农民起义，时有发生。

庆历二年（1042年）五日，契丹聚兵幽蓟，声言南万，河北山东聚时紧张起来，朝廷震动。朝臣们有人提出为防万一，应抓紧修健洛阳城。吕夷简驳斥说：“此子襄城郢计也。使契丹畏壮侮怯，景德之役，非乘舆济河败未易服也。宜建都大名，不将亲征，以伐其谋。帝从之。戊午，建大名府为北京，即真宗驻？之所。”13仁宗依计准备亲征，但是既然伐谋，却无人愿意充当赴辽使者，又使仁宗犯难。于是他命令“中书遍择待臣，率畏避免辞。”其时宰相吕夷简因对富弼几次上疏批评他有成见，就力荐富弼宜使契丹。14其时不单文臣不敢出使，军队战斗力也极其低下。御史中丞鱼周询说：“朝廷用空踈阘茸者为偏禆，募游惰怯懦者备行伍。故大举即大败，小战辄小奔，徙日费千金。”15

富弼不愧是优秀人才。他明知执政者的推荐其心可颖，在面见仁宗时仍表不说：“至忧臣辱，今北虏矣慢如此，臣焉敢爱死！”16在接收侠辽任务后，他不以国力空虚而有丝毫露怯，而是以不惜为国捐躯的雄心，充分施展自己的谈判智慧。他不但成功说服辽国放弃以武力收回关南之地的无理威协，而且婉拒了辽国的和亲要求。虽然不得已增加二十万发币，却又运用借力使力之计，策动辽夏开战，从而使两国实力削弱，迫使西夏重新对宋称臣，保持了宋朝在三国鼎立中的最高地位。苏轼在其《富公神道碑》中说：“增币二十万而契丹平，北方无事盖又四十八年矣。契丹君臣至今诵其语，守纳不忍败者，以其心晓然知通好用兵利害之所在也。故臣尝窃论之：百余年间兵不大用者，真宗、仁宗之德，而寇准与公之功也。”17

但是，庆历之初这一次对辽增币，与澶渊之盟的岁币相比，显然有着很大区别。澶州那一次双方经过非常激烈地长期战斗，宋朝虽然也有停战讲和愿望，但是赠币与否在于宋朝。只所以赠予一定数量岁币，是真宗君臣怀有中原王朝向来对周边少数游牧民族，实行给予经济实惠的安抚心理。而此次增币，辽国只是陈兵边境，派出两名使者虚声恫吓，即告成功。宋廷虽有“伐谋”之议，但仁宗既没有动身亲征，军队也没有接战。而且不得已还在新的誓书上写明，岁增银绢要用“纳”字。这就不能不使仁宗感到羞辱。所以富弼完成使命后，坚决拒绝朝廷封赏。他说：“增金币与虏和，非臣本忠也，特以朝廷方讨无昊，未暇与角，故不敢以死争耳，于功何有？而敢受赏乎！愿陛下益修武备，无忘国耳。”……又说“臣昨奉使契丹，彼执政之官，汉使所未尝见者，臣皆见之；两朝使臣所讳言者，臣皆言之。以故得详知其情状。彼惟不来，来则未易御也。愿朝廷勿以既和而忽之。臣今受赏，彼一旦渝盟，臣不惟蒙朝廷斧铖。愿辞新命，则中外之人必日：使臣不受赏，是事来可知，其于守备决不敢懈驰。非臣务饰小廉，诚恐误国事也。”18

富弼之言，或许使仁宗受到不小的刺激，使他感受到国家问题的严重。随后他便支撑范仲淹等人提出的改革，亦即史称的“庆历新政”。这场改革虽然在既得到利益集团反对不归于失败，但是仁宗寻求治理积弊的方法，希图振兴的愿望并没有止息。

庆历八年（1048年）三月甲寅，宋仁宗“幸龙图、天章阁，召开臣宗室观太宗游艺集、真宗幸澶渊诗碑及三朝瑞物。又出手诏赐辅臣曰：联承祖宋大业，赖文武？臣，夙夜兢兢，期底于治。间者西陲御备，天下绎骚，趋募兵师，急调军食。虽常赋有增，而经用不给。累岁于兹，公利匮乏。加以承平浸久，仕进多门，人浮政滥，员多阙少。又，牧宰之职，以患绥吾民，而罕闻奏最。将帅之任，以威制四方，而艰于称职。岂制度未立，不能变通于时邪？简擢未公，不能劝励于下邪？西北多故，敌态难常，献奇裔空言者多，陈悠久实效者少。备预不虞，理当先物，思济此务，知所从，悉为联条画之”。19

当时许多大臣应诏上疏。尤其针对“三冗”问题，批评尖税。御史中丞鱼周询说：“臣闻国家和约北辽，爵命西夏，偃革止革，逾四十载。而守边多任庸人，不讲武备。因循姑息，惟冀升迁。覆军杀将，以疲关陕之民。厚而卑辞，而解幽燕之敌。皆用苟安之谋，无经远之策。此班固所谓不选武略之臣，恃吾所以待寇而行货赂，割剥百姓以奉寇伊者也。愿陛下特议于三路，减兵马之驽冗者，以纾经费，以息科敛。然后选将帅，择偏裨，使？肃骄兵，饬利戎器，识山川形胜，用兵奇正。河朔旷平，可施军阵，亦宜讲求其法。虽二敌变生，异时侵轶，恃有所待，庶几无患矣。”20

其后，关于整军备战的问题，一直受到朝臣关注。至和元年（1054年）冬十月已亥，知谏院范镇说：“前日契丹使至，虚言纷纷。朝廷自顾让之不足，民力之凋敝，无以待之也……景德中契丹内寇，灵夏不臣，是时兵不满五十万，西备北御，沛然有余。今兵倍之矣，而尚不足者，臣不识所谓也。敌才遣一介之使，而增益者又数万。及其去也，中外相应，谓为无一。……其费非出于天，非出于地，非出于建议者之家，一出于民也。方民愁苦之时，又重赋之，以为备御之者，未见其可也。……兵不在众，在红之与将何如耳。”21

朝臣的批评建议，促使仁宗下决心对军队和国防进行整顿。至和二年（1055）年九月丙辰，“诏河北，天下根本，而官吏多非其人，懼缓急用事。四路安抚司，其体访知州及主兵官之才否，具以名闻。”

在关注军队和边地官员任用的同时，仁宗还把目光投向本进的历史。不断带领近臣和宗室参观先人遗物，或许希图从中受到启发，获得某种治国灵感。

“庆历八年（1048年）三月甲寅，幸龙图、天章阁，观真宗幸澶渊碑文。”23

皇祐五年（1053年）初，“仁宗谓辅臣曰：朕览自古帝王，凡起义及立功之地，皆崇建俘图，以旌示后人。如唐太宗之诏是也。恭维太祖擒黄甫晖于滁州，是受命之端也。太宗取刘继元于并州，是太平之统也。真宗归契丹于澶州，是偃武之信也。功业若比，而神御缺然，是朕不能显扬祖宗之盛美也。今于三州，因其旧寺，” 建殿以奉安神御，滁州日端命，并州日统平，澶州日信武。”24

皇祐五年三月侯亥，“命枢写使高若讷充奉安真宗御容礼仪使，副使王尧臣副之”。“奉安真宗御容于澶州开福院信武殿。”“具仪仗导至近郊，内臣管勾奉安”“百官辞观门外，使、副至，宿顿幄殿而退。”25

“至和二年（1055年）三月丙，诏澶渊御制亲书回銮诗存于州廨，其令刻石藏之”26

“嘉祐二年（1057年）二月申，命宰臣彦博篆书澶州信武殿真宗御诗碑额。”27

由上述分析可知，回銮碑之所以到仁宗晚年才得以在澶州建立，实有其必然的历史原因是。寇准在澶渊之盟订立过程中发挥了一个臣子所能发挥的最大作用。正如王安石所说，“欢盟从此至今日，丞相莱公功第一。”28特别是寇准当年奉功真宗，彻底打垮辽军收复燕云失地的“不然数十岁后，戎且生心矣”那句话，创庆历之初果然应验了。宋朝君臣这才深切认识到，如果真宗当时听从寇准和杨延郎（昭）等人的建议，就可以把燕云失地完全收回，宋朝的长城防线即可得以建立，就不会出现庆历增币。相反，胸怀大度让平安撤回，只靠赠予岁币和誓言，并不能维持长久和平。辽夏的入侵和食欲，不会因岁币的赠予而满足。若无强大的国防作为后盾，不知何时，他们又会卷土重来，仁宗将回銮碑和御容同置于澶州，并建“信武殿”进行保护，供世人瞻仰，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他不仅是对其父皇真宗的歌功倾德，彰显孝道，更重要的，是对国家安全的儆示作用。他要使子孙后代和臣民明白，没有当年的抗战胜利，就不可能订立澶渊之盟，从而维持几十年的和平。没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就不可能赢得抗战胜利。庆历之初，正是因为国力衰弱，没有能够战胜敌人强大军队作为保障，才不得不接受向辽增币求和的耻辱。“偃武”必先“信武”，必先强武，必先善武。只有如此，才能获得敌国的敬畏，获得与之平等交往的权利，保证国家长治久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这才是宋仁宗的真实目的，也是一条亘古不变的真理。

参考文献

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7，景德元年九月已亥条；

26《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2，景德三年二月戊戍条；

345《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8，景德元年十二月甲午、已末、丁亥条；

712《宋史》卷283，玉钦若传；

8《宋真宗刘皇后其人其事》，载张帮炜《婚姻家族史论》，人民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

9《宋史》卷281，寇准传；

101416《范文正公集》卷五杨文公写真赞，卷16富公行状；

11《宋史》仁宗本纪；

13《宋史纪事本末》卷21契丹盟约；

151920《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63；

17王德毅《富弼使辽增币交涉述评》，载《澶渊之盟新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3月第1版；

18《宋史金文》卷8上；

21《续炎治通鉴长编》卷177；

2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81；

232627《玉海》卷30，景德北征回銮诗；

24《宋朝事实》卷6庙制；

25《宋会要辑稿》礼一三，《宋史全文》卷9上，《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4；

28《临川先生文集》卷5，澶州。

濮阳县档案局　郭爱民　

2015年11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