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准与回銮碑

我们濮阳有许多人以往认为，回銮碑是宋真宗在“澶渊之盟”签订后，回朝时所立。诗是真宗所作，碑文是宰相寇准所写。其实不然。据可靠史料记载，回銮碑既非真宗回朝时所立，寇准也没有书写碑文。不仅诗为真宗所写，碑文书法也属真宗。而为该碑篆额者，是仁宗朝著名宰相书法家文彦博。该碑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御碑，建于仁宗晚年。之所以如此，除去其它原因之外，还与寇准的命运沉浮有关。

“澶渊之盟”的订立，朝廷很多人都知道，是寇准在其中发挥了决定作用。因为若不是寇准极力强谏，真宗就不可能亲征澶州，更不可能获得战争胜利，以较小代价与辽签订“澶渊之盟”。因此，从澶州回朝后，寇准威望很高，处理政务得心应手。真宗对寇准也格外尊重，因而大大刺激了佞臣王钦若的嫉妒心。景德三年（1006年）二月，有一天朝会，寇准先退，真宗目送寇准出门。王钦若看在眼里，恨在心头。于是对真宗说：“陛下如此敬畏寇准，是因他对社稷有功吗”？真宗说：“对呀”。钦若说：“没想到陛下会说出这样的话。澶渊之役，陛下不以为耻，反说他有社稷功，为什么呢”？真宗愕然问到：“怎么啦”？钦若说：“城下之盟，即使春秋时的小国也觉得耻辱。今天皇上您，以万乘之贵的大国，亲到澶州签订‘澶渊之盟’，是盟于城下呀，是多么耻辱的事啊”！真宗听后，竟愀然不能答。钦若于是接着说：“陛下听说过赌博吗？赌徒输红了眼，会把所有的钱一次全压上，叫作孤注。陛下，您当了寇准的孤注了①”!

王钦若这番话，包括两层意思，一说“澶渊之盟”是城下之盟；二说寇准把真宗当成了博取功名的赌注。

笔者认为，真宗是熟读儒家经典之人。对于《左传》记载的，桓公十二年强大的楚国，打败弱小的绞国，强迫其订立屈辱盟约的故事是了解的。“澶渊之盟”和它根本不是一回事。因为宋朝是胜利者，盟约是在辽国主动要求之下才签订的。之前，两国为了燕云十六州的统治权长期交战，宋朝虽然败多胜少。但是因为双方兵力相差不大，谁也难以压倒对方。所以，双方早已产生和平愿望。尤其这一仗，宋军英勇善战，处处攻守得宜。辽军攻城不利，损伤严重。特别是主将萧挞览被宋军床子弩射死，军心动摇。且因长途深入，有被宋军截断后路，围而歼之的危险。辽军多次主动求和，真宗这才抓住机遇，从避免人民更大伤亡和怀柔游牧民族的立场出发，达成了和议。宋虽答应输辽三十万岁币，但辽也不再追究后周收复的关南十县。从此各自信守疆界，互不攻侵，约为兄弟之国。基本上是一个平等条约。

况且，寇准和前方将领杨延昭等，看到本次战役宋军的突出忧势和辽军的劣势，原来都曾提出过聚歼入侵之敌，趁势收复燕云，完成统一大业的作战计划，并不主张订立什么和约。但是真宗一直不肯接受，执意趁势讲和。即是说，放弃对己有利的战场形势，与敌讲和，原本就是真宗自己的主张。若不是寇准指挥有方，没有完全按照真宗旨意办事，此战能否胜利也还未知。再就盟约内容而言，不是寇准给谈判代表曹利用，下了一道岁币不许超过三十万的死命令，和议或将以百万达成。因为不惜百万也要达成和议，也是真宗自己给曹利用的口令。所以，寇准对战役的巨大贡献和盟约是否屈辱，真宗心里比谁都明白。王钦若故意混淆是非，给寇准栽赃，不见得会对真宗产生多大影响。  

问题很可能出在“孤注”一说，挑动了真宗敏感的神经。他或许使真宗想起，寇准在向澶州出发前，与同僚说过的“直有热血相泼耳”那句话，听起来真的好像赌徒一样。联想到从议定亲征，到登上澶州北城门楼，一路上处处受制于寇准的窘境。他可能更加相信王钦若所说，寇准真的把自己当成了博取功名的“孤注”，而实无爱君之心了。想到这些，真宗或许会感到不寒而栗。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大伯和父亲，都是因为功高才篡夺了别人的宝座。于是他也担心寇准，是否有一天也会走向篡权的道路。于是，没过几天，他就将寇准罢相，出知到陕州去了。

因此，战胜北辽，签订“澶渊之盟”，是寇准人生的高峰。不幸的是，他也从此逐步走向底谷。从景德三年（1006年）二月罢相，三月降任陕州知州开始，除中间短时回朝，任过一段枢密使、同平章事（主管军事的副相）外，寇准一直在地方任职，再也没能得到真宗真正的信任。直到天禧三年（1019年），真宗老了，又有重病，看到刘皇后有野心，大臣拉帮结派。他担心太子年幼不能顺利接班，这才又突然觉得寇准可用，将其从永兴军（西安）调回，重新任命为宰相，望其辅佐太子。可是，当寇准尊真宗为太上皇，立太子为皇帝，罢刘皇后预政的计划不慎泄密后，面对刘皇后的愤怒，真宗又突然变了挂，不忍对刘皇后下手。当刘皇后和丁谓等人发难时，他竟然否认自己事先已经同意寇准的计划，使寇准陷入极大的被动之中。加之后来又受到太监周怀政，未遂政变事件的牵累，寇准便接二连三遭到刘皇后、丁谓等人风狂的报复和打击。先是被罢免宰相，降为太子太傅，再被贬为相州（安阳）知州，再被贬为安州（湖北安陆）知州，又被贬为道州（湖南道县）司马，最后被贬为雷州司户参军。官职从一品降至八品。天圣元年（1023年）闰九月戊戌，终于在雷州含冤去世。②

由此可知，真宗明知寇准对朝廷一片忠心，尤其对当年的御驾亲征，以较小代价达成宋辽和约，具有重大贡献。但对其强势的处事风格又颇多不满，甚至怀疑其真正的忠诚。听信谗言，将其长期排斥于权力中枢以外。但真宗又有强烈的虚荣心。他非常看重澶州之战的胜利。回朝之后，把他在庆功宴上，即兴吟出的六句短诗，做精心加工。从出征目的，到得胜回朝，前后增添六句，描述了战役的全过程。诗虽仍然冠以“契丹出境”之名，但却认认真真地写成了碑文。显然是想建立一座记念碑，以树立自己爱好和平，反对侵略，亲赴战场，人神乐助的光辉形象。不然，为什么要写成碑文呢？或许，也正因新增了“戎车暂省方”、“回斾跃龙骧”等内容，起居注官才又将其记录成为“北征回銮”诗。不然，为什么在《玉海》和《续资治通鉴长编》等权威的宋朝典籍中，都不约尔同记成了“北征回銮”呢?但是，犹于不久之后，真宗对寇准的看法发生重大变化，又怕将碑立起之后，等于表彰了寇准，对自己的形象反而不利。加之丁谓、刘皇后等人，不断对寇准诋毁排挤，打击迫害，朝堂之内也是暗流涌动，立碑之事也就无暇顾及了。

但是，凡事总会有变化。乾兴元年（1022年）二月戊午，真宗去世。不久，丁谓的野心，被垂簾听政的刘太后看透。在因真宗陵墓问题，果断处死大宦官雷允恭之后，她又立即将雷允恭的后台丁谓，贬往海南崖州。天圣二年（1024年），王钦若死了。天圣七年（1029年），曹利用又自杀于贬谪途中。到明道二年（1033年）三月，寇准的主要政敌，就只剩一个气息奄奄，朝不虑夕的刘太后了。

因此，朝廷上下为寇准平反昭雪的呼声，也就与日俱增。仁宗虽未亲政，但通过长期观察，也终于看清了王钦若，这位真宗夫妇宠臣的真面目。一次，他对辅臣说：“钦若久在政府，观其所为，真奸邪也”。王曾回答说：“钦若与丁谓、林特、陈彭年、刘承珪，时人称为五鬼。奸邪险伪，诚如圣谕。③”

于是，仁宗顺应民意，三月庚寅，在刘太后咽气之前，下诏为寇准平反，恢复其太子太傅官衔和莱国公封爵。十一月甲戌，赠中书令。景祐三年（1036年）七月，谥“忠愍”。皇祐四年（1052），诏翰林学士孙抃，撰寇准墓神道碑文，仁宗御书碑额“旌忠④”。至此，寇准在蒙冤去世二十九年之后，终于等到了朝廷公正对待他的一天。

随后不久，在皇祐五年（1053年）年初，仁宗就发出在澶州建立信武殿的诏令。⑤殿中不仅安放真宗御像，⑥还有真宗心爱的回銮诗碑。⑦从仁宗为寇准篆写墓道碑的“旌忠”碑额，到诏令在澶州建立信武殿，前后还不到一年时间。两件事联系如此紧密，决不是巧合。

参考文献：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2，景德三年二月戊戌条；

②《宋史》卷281《寇准传》。张邦炜《宋真宗刘皇后其人其事》，载《宋代婚姻家族史论》，人民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

③《宋史》卷283《王钦若传》；

④《宋史》《仁宗本纪》四；

⑤《宋朝事实》卷6《庙制》；

⑥《宋会要辑稿》礼13《神御殿》；

⑦《玉海》卷30《景德北征回銮诗》。

濮阳县档案局：  研究馆员  郭爱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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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2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