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真宗北征回銮碑建立原因简析

郭爱民

摘要：“澶渊之盟”后，宋真宗格外高兴，精心创作了一首北征回銮诗，对这一战役的重大胜利进行歌颂，并将诗文撰写为碑文。但事后寇准受到王钦若等人馋毁和迫害，加之真宗本人惧怕寇准功高震主，采取兔死狗烹政策，致使该碑在真宗之世未能建立。仁宗晚年，由于寇准历史功绩被重新认定，和富弼使辽增加岁币事件的暴发，使仁宗认识到，澶渊之盟的订立和庆历初年岁币的增加，根本原因在于有无一支能够战胜敌人的强大军队。为了旌示“偃武”必先“信武”，必先强武，必先善武的道理，所以才诏令立碑于澶州（今濮阳）。

关键词：宋真宗 御容 回銮碑 信武殿 宋仁宗

宋景德元年（1004年）冬，契丹号称二十万大军，在萧太后与辽圣宗耶律隆绪率领下，向宋朝大举进攻。宋朝军民奋起抵抗，顽强战斗。辽军多处攻城不利，伤亡惨重，迂回攻至澶州城下。宋真宗在宰相寇准的协助下，御驾亲征至澶州（今濮阳），并登上澶州北城的城门楼，极大鼓舞了宋军士气，最后战胜辽军，并迫使其签订休战讲和的“澶渊之盟”。

    这是自宋太宗以来，对辽作战中宋朝取得的唯一一次战役性重大胜利。宋真宗感到格外高兴。因此，在澶州的庆功宴上，他即席吟出“锐旅怀忠节，群胡窜北荒。坚冰销巨浪，轻吹集佳祥。继好安边境，和同乐小康。”^⑴的诗句。回京之后，余兴未减，又对诗句仔细推敲，加工修改。不仅将原诗中的“销”字改作“消”字，“佳”字改作“嘉”字，还前后加以扩展，写成“我为忧民切，戎车暂省方。征旗明爱日，利器莹秋霜。锐旅怀忠节，群胡窜北荒。坚冰消巨浪，轻吹集嘉祥。继好安边境，和同乐小康。上天垂助顺，回旆跃龙骧。”^⑵将北征的初衷、过程、战果及感悟，一并添加进去，形成一首完整的叙事诗。诗歌题名，也由“契丹出境”改成了“北征回銮”。不仅如此，还将诗文撰写为碑文，存放于天章阁，准备选择吉日良辰，刻石铭功。

    然而终真宗之世，立碑之事未能实现。直到仁宗晚年，此碑文才引起仁宗重视，最后建碑于“澶渊之盟”发生地澶州。个中原因，未见学界有人关注。近来笔者通过阅读史料，提出两点看法，希望方家指正。

    第一，与王钦若对寇准谗毁，引发宋真宗对寇准的信任变化有关。

    王钦若本来也是进士出身，很有才气。但因其“性情好倾轧伪诈，敢做假传命令欺骗人的事”，虽然景德之初已经官居副宰相，但“素来与寇准不和”^⑶。尤其当宋真宗已经采纳宰相毕士安、寇准的意见，决定亲征澶州之后，王钦若因为自己怕死，却打着关心真宗安危的幌子，依然“密言于上，请幸金陵”，使真宗亲征的决心发生动摇。当真宗将“幸金陵”的想法向寇准征询意见时，寇准明知此议出自王钦若，却佯装不知，并说“谁为陛下画此策者，罪可斩也。”^⑷进一步加深了他对寇准的仇恨。

澶渊既盟，朝廷上下认为寇准立有大功，威信很高，政务处理得心应手。真宗本人对寇准也格外依赖和尊重。这就大大刺激了王钦若的嫉妒之心，对寇准千方百计进行诋毁。景德三年（1006年）二月，“一日会朝，准先退，上目送准。钦若因进曰：‘陛下敬畏寇准，为其有社稷功耶？’上曰：‘然。’钦若曰：‘臣不意陛下出此言。澶渊之役，陛下不以为耻，而谓有社稷功，何也？’上愕然曰：‘何故？’钦若曰：‘城下之盟，虽春秋时小国犹耻之。今以万乘之贵，而为澶渊之举，是盟于城下也，其何耻如之！’上愀然，不能答。”^⑸

宋真宗也是熟读儒家经典之人，对《左传》桓公十二年记载的城下之盟不可能不知。那是强大的楚国攻打弱小的绞国，设计攻破绞国都城，并强迫绞国签订屈辱条约的故事。如今宋辽两国，辽国军力虽强，但综合国力不如宋朝。以往两国交战，宋朝虽然败多胜少，但此次交战，明明白白是宋朝获得了胜利。当真宗御驾亲征之时，宋朝在河北“已聚兵数十万，契丹大震”^⑹。战役展开后，辽在西线战场遭到惨败。东线虽攻取了祁州和德清军两座小城，但也损兵折将，付出了极大代价。尤其在澶渊前线，辽军损失更为致命。《辽史》记载  ：“以萧挞凛为统军，直抵澶渊。将与宋战，挞凛中弩，我兵失倚，和议始定。”^⑺所以澶渊之盟并非不战而和，而是战胜而和,与春秋之时的城下之盟有本质区别。^⑻

至于输辽三十万岁币，笔者认为真宗或许有自己的看法。

首先，宋真宗早有讲和之心。宋自太宗以来，为了恢复燕云十六州全部国土，两次主动攻辽。皆因“契丹善用诱敌深入战”，而太宗“不知兵，非契丹敌手，尔后屡败。”^⑼其后太宗认识到，短期内要战胜契丹，夺回燕云之地是不可能的。于是由战略进攻转变为战略防御，趋向与之讲和。不过，当时辽国气焰方盛，宋求和不成。而今，宋胜辽败，又失主战大将，恐悬军深入，天长日久，陷于重围，有被歼灭的危险。于是急于求和。真宗认为这正是讲和的难逢之机，应当坚决抓住不放。所以尽管寇准已经谋划彻底战胜之策，真宗也不愿采纳。“既而曹利用与韩杞至行在议和，准初欲勿许，且画策以进，曰：‘如此，可保百年无事。不然，数十岁后，戎且生心矣。’上曰：‘数十岁后，当有能扞御之者。吾不忍生灵重困，姑听其和也。’准处分军事，或违上旨，及是谢曰：‘使尽用诏令，兹事岂得速成！’上笑而劳焉。”^⑽前线将领同样也有类似主张。杨延郎（昭）曾上奏说：“‘敌顿澶渊，去境北千里许，人马罢乏,虽众易败。凡所剽掠,悉在马上。愿饬诸军扼要路掩杀,其兵歼,则幽、易数州可袭取也。’奏入,不报。”^⑾

其次，用金钱换取辽国不再要求关南十县之地，也符合宋太祖曾想用金钱赎买燕云失地的想法。因为燕云十六州之地，本是石敬唐建立晋国时主动割让给辽国的。周世宗夺回关南十县之地，辽国也是耿耿于怀。既然宋辽两国互不相让，又都不能压倒对方，夺回失地，倒不如各守疆界，休战讲和，发展经济，与两国民众更为有利，与“朝廷之体，固亦无伤。”^⑿所以，他便下定决心讲和，甚至直言告诉谈判使者曹利用说：“必不得已，虽百万亦可。”^⒀

    因此，王钦若用城下之盟挑拨寇准与真宗的关系，应当是没什么效果的。但是，由于当时真宗“愀然不能答”，却使王钦若认为真宗动了心。于是接着说：“陛下闻博乎？博者输钱欲尽，乃罄所有出之，谓之孤注。陛下，寇准之孤注也。斯亦危矣。”^⒁这些话，或许才真正刺痛了真宗的心。他会使真宗想起亲征之前，别人问寇准去前线的想法时所说的，“直有热血相泼耳”那句话，以及亲征途中，寇准与文武大臣协调一致，指挥若定，自己反而处处不得不服从的窘境。或许真如王钦若所说，寇准把自己当成了在朝野博取功名的孤注，而实“无爱君之心”。^⒂或许还会联想到宋朝开国的历史，正是他的伯父在后周主弱臣强之时篡夺其政权的。于是，真宗如梦方醒，就在当月，便将寇准罢相出知陕州去了。

    用岁币讲和，虽是真宗自己的主张，但当受到朝臣非议，尤其是面对辽国时，于情于理，总觉得不是那么光彩。于是奸诈的王钦若又给他出了一个馊主意：“今国家欲以力服契丹，所未能也。戎狄之性，畏天而敬鬼神，今不若盛为符瑞，引天命以自重。戎狄闻之，庶几不敢轻中国。”^⒃真宗心领神会，在王钦若的精心策划下，大搞天降符瑞自欺欺人的活动。又是东封泰山，又是西祀汾阴。到处建宫观，设斋谯，封官许愿，乌烟瘴气，劳民伤财。与此同时，王钦若、丁谓、林特、陈彭年、刘承珪等一帮奸佞之臣也拉帮结派，排斥异己，打击正气，朝政日益腐败。

    在这些疯狂的活动中，寇准一直被贬西贬东，冤情难申。只是到了真宗晚年病重之后，他感到刘皇后权力欲太大，担心太子年幼，难以顺利接班掌权之时，才又想起了寇准。天禧三年（1019年），寇准被再次召回朝廷担任宰相。为了保证太子能够接掌大权，真宗同意寇准的计划：“尊真宗为太上皇，立太子为皇帝，罢刘皇后预政”。然而当计划不慎泄密时，真宗又变卦，对寇准的信任发生动摇，而对刘皇后产生幻想，不想彻底解决刘皇后的问题，致使寇准再次受到刘皇后和丁谓等人的疯狂报复。加之周怀政事件的牵累，将寇准一贬再贬，在二十五天之内，由河北相州至湖北安州，再至湖南道州。真宗去世后，丁谓一伙又将其贬至岭南雷州，在那里含冤去世。^⒄

澶渊之盟离不开寇准。北征回銮诗是澶渊之盟的颂歌。而在盟约之后，真宗又听信谗言，担心寇准功高震主，玩起藏弓烹狗伎俩，这铭功之碑又怎么能够树立起来呢？

第二，与寇准历史功绩被重新认定，富弼使辽增加岁币有关。乾兴元年（1022年）二月戊午，宋真宗去世。天圣元年（1023年）闰九月戊戌，寇准也去世了。^⒅继位的宋仁宗当时只有十三岁，显然不能掌握朝政。于是，刘太后自然“权处分军国大事”，成为摄政皇太后，多年的梦想变成现实。其先，丁谓为了打倒寇准，与刘太后建立紧密联盟。刘太后垂帘，他得以狐假虎威，飞扬跋扈，排除异己，结党营私。刘太后既有野心，也有才干。当她发现丁谓拥护自己是假，擅权乱政是真的时候，在果断斩决擅自移动真宗陵寝的大宦官雷允恭之后，又不失时机地处理了他的同伙丁谓，将其贬谪到更远的海南崖州。天圣二年（1025年），崇臣王钦若死去。天圣七年（1029年），另一崇臣曹利用在贬谪途中自杀。到明道二年（1033年）三月，寇准的主要敌人，除刘太后之外，基本上已经退出历史舞台。剩下那位武则天式的刘太后，也已经病入膏肓，气息奄奄，朝不虑夕了。

因此，公平对待寇准，为寇准平反昭雪的呼声日渐高涨。范仲淹针对王钦若对寇准的污蔑指出：“寇莱公当国,真宗有澶渊之幸,而能左右天子,如山不动,却戎狄,保宗社,天下谓之大忠。”^⒆三月庚寅，在刘太后咽气前四天，仁宗下诏大赦，恢复寇准太子太傅官衔和莱国公封爵。^（20）十一月甲戌，赠中书令。景祐三年（1035年）七月，谥“忠愍”。皇祐四年（1052年）诏翰林学士孙抃撰写寇准墓神道碑文。仁宗御书碑额“旌忠”。^（21）

政声人去后，公道在人心。经过长期观察，宋仁宗对真宗和刘皇后都格外依信的王钦若，也终于有了清醒的认识。“其后，仁宗尝谓辅臣曰：‘钦若久在政府，观其所为，真奸邪也。’王曾对曰：‘钦若与丁谓、林特、陈彭年、刘承珪，时谓之‘五鬼’。奸邪险伪，诚如圣谕。’”^（22）

寇准的政治地位恢复了，王钦若等人的面目看清了，澶渊之盟又经历了几十年实践检验，证明景德元年寇准协助真宗处理宋辽关系的正确性，且可作为今后处理宋辽与宋夏关系的模式。景祐元年（1034年）以后，当西夏李元昊杀掠边民，攻占城池，建立国号，自称为帝，辽国又趁火打劫，陈兵边境，派出使臣向宋朝讹诈，声言索要关南十县之地时，宋朝君臣自然地想起当年真宗亲征和订盟的故事。  

但是，此一时彼一时。由于赵宋王朝长期实行“右文抑武”“守内虚外”政策，至仁宗中期，冗官、冗兵、冗费等问题已非常严重。官虽多，但不能有效理政。兵虽多，却不能捍卫边疆。

庆历二年（1042年）“五月，契丹聚兵幽蓟，声言南下。河北，京东皆为边备。朝议请城洛阳。吕夷简曰：‘此子囊城郢计也。使契丹得渡河，虽高城深池，何可恃耶！我闻契丹畏壮侮怯，景德之役，非乘舆济河则未易服也。宜建都大名，示将亲征，以伐其谋。帝从之。戊午，建大名府为北京，即真宗驻跸之所。”^（23）仁宗虽然采纳了吕夷简效法真宗亲征的做法，却无人愿意充当出使辽国的使节。“朝廷为之旰食。预选报聘者难其人，遂命中书遍择侍臣，率畏避免辞。执政有忌公者（指富弼）……力荐公宜使契丹。”^（24）当时不单文臣敢于挺身而出者“难其人”，军队战斗力也极其低下。御史中丞鱼周询说：“朝廷用空踈阘茸者为偏禆，募游惰怯懦者备行伍。故大举即大败，小战辄小奔，徒日费千金。”^（25）

但是，富弼接收使辽任务之后，不以国力空虚而露怯，而以不惜为国捐躯的雄心，施展自己的谈判智慧。先以接伴使身份与辽使萧英、刘六符套近乎，倾心交谈，摸清辽国心思，而后又两次使辽，成功说服辽国放弃武力索取关南之地与和亲要求。虽然不得已增加了二十万岁币，却又运用借力使力之计，挑动辽夏开战，削弱了辽夏双方实力，迫使西夏对宋朝重新称臣，保持了宋朝在三国鼎立中的最高地位，再一次为宋辽两国人民带来了长久和平。苏轼在其《富公神道碑》中说：“增币二十万而契丹平，北方无事盖又四十八年矣。契丹君臣至今诵其语，守其约不忍败者，以其心晓然知通好用兵利害之所在也。故臣尝窃论之：百余年间兵不大用者，真宗、仁宗之德，而寇准与公之功也。”^（26）

    但是庆历初年这一次对辽增币讲和，与澶渊之盟的赠币相比，它所受到朝臣的非议，就要多得多了。因为这一次增币，和澶渊之盟有所不同。澶渊之盟经过双方大战，宋朝在战胜之下，以中原王朝历来怀柔外夷的心态，给予辽国一定岁币，带有某些安抚意味。而此次增币，辽国只是陈兵边境，派出两名使者，虚声恫吓，即告成功。宋朝虽有建立北京之议，实际只是“伐谋”。仁宗既没有亲征，部队也没有接战，而且誓书中载明，岁增银绢要用“纳”字。因此虽然避免了宋辽再次大战，实则带有几分侥幸。宋朝君臣庆幸之余，也自然会有一些屈辱之感。即使富弼本人，也从心里高兴不起来，坚决不肯接受朝廷封赏。他说：“增金币与虏和，非臣本志也，特以朝廷方讨元昊,未暇与虏角,故不敢以死争耳，于功何有？而遽敢受赏乎！愿陛下益修武备，无忘国耻。”^（27）又说“臣昨奉使契丹，彼执政之官，汉使所未尝见者,臣皆见之；两朝使臣所讳言者,臣皆言之。以故得详知其情状。彼惟不来,来则未易御也。愿朝廷勿以既和而忽之。臣今受赏,彼一旦渝盟,臣不惟蒙朝廷斧钺之诛,天下公论其谓臣何!臣畏公论甚于斧钺。愿辞新命,则中外之人必曰：使臣不受赏,是事未可知,其于守备决不敢懈弛。非臣务饰小廉,诚恐误国事也。”^（28）

因此，此次增币，或许给仁宗不小的刺激，使其感受到国家问题的严重。于是，他随后支持范仲淹等人提出的改革，亦即历史上所说的“庆历新政”。虽然，改革在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下，归于失败，但他寻求治理宋朝积弊，希图振兴的愿望并没有止息。

庆历八年（1048年）三月甲寅。宋仁宗“幸龙图、天章阁，召近臣宗室观太宗游艺集、真宗幸澶渊诗碑及三朝瑞物。又出手诏赐辅臣曰:‘朕承祖宗大业，赖文武荩臣，夙夜兢兢，期底于治。间者西陲御备，天下绎骚，趋募兵师，急调军食。虽常赋有增，而经用不给。累岁于兹，公私匮乏。加以承平浸久,仕进多门,人浮政滥,员多阙少。又，牧宰之职，以惠绥吾民，而罕闻奏最。将帅之任，以威制四方，而艰于称职。岂制度未立，不能变通于时邪？简擢未公，不能劝励于下邪？西北多故，敌态难常，献奇谲空言者多，陈悠久实效者少。备预不虞，理当先物，思济此务，罔知所从，悉为朕条画之’”。^（29）

当时许多大臣奉诏上疏，指谪时弊。尤其是针对冗兵冗费，批评异常尖锐。御史中丞鱼周询说：“臣闻国家和约北辽，爵命西夏，偃革止戈，逾四十载。而守边多任庸人，不讲武备。因循姑息，惟冀升迁。羌人野心，窥见表里。故景祐之末，元昊猖狂。庆历之初，耶律悖慢。覆军杀将，以疲关陕之民。厚币卑辞，而解幽燕之敌。皆用苟安之谋，无经远之策。此班固所谓不选武略之臣，恃吾所以待寇而行货赂，割剥百姓以奉寇仇者也。愿陛下特议于三路，减兵马之驽冗者，以纾经费，以息科敛。然后选将帅，择偏裨，使戢肃骄兵，饬利戎器，识山川形胜，用兵奇正。河朔旷平，可施军阵，亦宜讲求其法。虽二敌变生，异时侵轶，恃有所待，庶几无患矣。”^（30）

其后，关于整军备战，一直受到大臣关注，并和景德年间进行对比，提出一些中肯的建议。至和元年（1054年）冬十月己亥，知谏院范镇说：“前日契丹使至，虚言纷纷。朝廷自顾国用之不足，民力之凋敝，无以待之也……景德中契丹内寇，灵夏不臣，是时兵不满五十万，西备北御，沛然有余。今兵倍之矣，而尚不足者，臣不识所谓也。敌才遣一介之使，而增益者又数万。及其去也，中外相庆，谓为无事。……其费非出于天，非出于地，非出于建议者之家，一出于民也。方民愁苦之时，又重赋之，以为备御计者，未见其可也。……兵不在众，在练之与将何如耳。”^（31）

朝廷大臣的批评建议，促使宋仁宗决心对军队进行整顿。至和二年（1055年）九月丙辰，“诏河北，天下根本，而官吏多非其人，懼缓急败事。四路安抚司，其体访知州及主兵官之才否，具以名闻。”^（32）

在不断关注军队和边地官员选任的同时，仁宗还不断带领宗室和大臣参观先祖遗物，或许希图从中受到启发，获得某种治国灵感。

“庆历八年（1048年）三月甲寅，幸龙图、天章阁，观真宗幸澶渊碑文。”^（33）

皇祐五年（1053年）初，“仁宗谓辅臣曰：朕览自古帝王，凡起义及立功之地，皆崇建俘图,以旌示后人。如唐太宗之诏是也。恭惟太祖擒黄甫晖于滁州，是受命之端也。太宗取刘继元于并州,是太平之统也。真宗归契丹于澶州，是偃武之信也。功业若此，而神御缺然，是朕不能显扬祖宗之盛美也。今于三州，因其旧寺，建殿以奉安神御，滁州曰端命，并州曰统平，澶州曰信武。”^（34）    

    皇祐五年三月癸亥，“命枢密使高若讷充奉安真宗御容礼仪使，副使王尧臣副之”。“奉安真宗御容于澶州开福院信武殿”。“百官辞于门外，使、副至，宿顿幄殿而退。”^（35）“至和二年（1055年）三月丙戌，诏澶渊御制亲书回銮诗存于州廨，其令刻石藏之。”^（36）“嘉祐二年（1057年）二月戊申，命宰臣彦博篆书澶州信武殿真宗御诗碑额。”^（37）

由以上分析可知，回銮碑之所以到仁宗晚年才得以在澶州建立，实有其必然的历史原因。众所周知，寇准在澶渊之盟中发挥了一个臣子所能发挥的无与伦比的重大作用，正如王安石所说“欢盟从此至今日，丞相莱公功第一。”^（38）特别是当年寇准所说的“不然数十岁后，戎且生心矣”那句话，到庆历初年，果然应验了。宋朝君臣这才深切认识到，如果真宗当时听从寇准的意见，抓住辽军遭受重大挫败的有利战机，将其有生力量彻底摧毁，即可把燕云失地完全收回。宋朝长城防线即可得以建立。相反，胸怀大度让其平安撤退，只靠赠予岁币和誓言，并不能维持长久和平。辽夏对宋朝入侵和掠夺的贪欲，并不因岁币的赠予而满足。若没有强大的武力与之抗衡，甚至还有将自己取而代之问鼎中原的危险。仁宗将真宗回銮碑和御容一起置于澶州，并建一座“信武殿”加以保护，有着极其重要的儆示意义。他不仅是对其父皇的歌功颂德，彰显孝道，更重要的，是要使子孙后代和臣民明白，没有当年的抗战胜利，就不可能订立澶渊之盟，从而维持几十年的和平。没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就不可能赢得抗战的胜利。庆历之初，也正因为国力衰弱，没有能够战胜敌人的强大军队作为保障，才不得不接受向辽增币求和的耻辱。“偃武”必先“信武”，必先强武，必先善武。只有这样，才能获得与敌平等交往的权利，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立于不败之地。这才是宋仁宗的真实目的，也是一条亘古不变的真理。

参考文献：

⑴（33）（36）（37）《玉海》卷三十，《景德北征回銮诗》；

⑵明嘉靖《开州志》卷九《艺文》；

⑶⒃（22）《宋史》卷283《王钦若传》；

⑷《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7，景德元年九月己亥条；

⑸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2，景德三年二月戊戌条；

⑹《宋史》卷281《毕士安传》；

⑺《辽史》卷85“论曰”；

⑻李锡厚《论澶渊之盟非城下之盟》载《澶渊之盟新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3月第1版；

⑼《毛泽东读批诗文鉴赏·毛泽东读批<宋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

⑽《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8，景德元年12月甲午条；

⑾《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8，景德元年12月己未条；

⑿《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8，景德元年12月庚辰朔条；

⒀《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8，景德元年12月丁亥条；

⒂《左右天子为大忠》载《澶渊之盟新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3月第1版；

⒄⒅张邦炜《宋真宗刘皇后其人其事》，载《宋代婚姻家族史论》，人民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宋史》卷281《寇准传》；

⒆《范文正公集》卷五《杨文公写真赞》；

⒇《宋史》仁宗本纪（二）；

               （21）《宋史》仁宗本纪（四）；

                                                                             （ 23）《宋史纪事本末》卷21《契丹盟约》；

                                                                              （24）《范文正公文集》卷16《富公行状》；

                               （25）（29）（30）《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63；

                               （26）王德毅《富弼使辽增币交涉述评》，载《澶渊之盟新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3月第1版；

                               （27）（28）《宋史全文》卷8上，仁宗本纪（三）；

                            （3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7；

                              （3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81；

                          （34）《宋朝事实》卷6，《庙制》；

                        （35）《宋会要辑稿·礼一三》、《宋史全文》卷9上、《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4；

                       （38）《临川先生文集》卷5《澶州》。

                （作者介绍： 河南省濮阳县档案局干部，男，1947年生，研究馆员）

                                           2015年10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