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琉球来华留学生中的杰出人物
琉球来华留学生，无论是官生，还是勤学，学成回国后都对本国的社会进步、历史发展、对华友谊等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产生了一些在琉球历史上和中琉友谊历史上都难以磨灭的杰出人物。
爱国志士郑迥，祖籍福建长乐，1565年受国王派遣作为官生入南京国子监学习。7年后学成回国，历任都通事、紫金大夫、摄长史事、总理唐荣司、三司官等。曾四次奉使来华。在琉球对外政策上，力主亲华而对日本采取强硬态度。1609年，日本的萨摩蕃岛津家久，奉德川幕僚的命令，逼迫琉球向日本称臣入贡，派精兵三千和战舰百艘，侵略琉球。郑迥率众抵抗，但因寡不敌众而败走山林，终为日军抓获。日本还抓捕了琉球国王尚宁，并把国王和郑迥等琉球官员押往鹿儿岛。1612年，萨摩藩主逼迫琉球国王和官员签写投降书，郑迥大义凛然，厉声抗辩，历数日本人的强盗行径。面对滚滚沸腾的油鼎，郑迥镇定自若地激励琉球各官辅佐尚宁王，再兴琉球国，终被日寇投入油鼎，以身殉国，成为琉球历史上最著名的爱国志士。
补唇名医魏士哲，1663年曾到福州勤学三年。1688年又奉命来福州，师从名医黄会友学习补唇医术，次年学成归国后，先为男女3人施行补唇手术，获得成功，后又为国王世孙尚益补唇，痊愈无痕。由是名声大振，不但在琉球推广了这一医法，而且日本萨摩藩也派人到琉球专从魏士哲学习此术，把这一中国医术传到了日本。魏士哲被琉球人看作琉球医学的奠基人。
一代硕儒程顺则，自幼受家庭的中国文化影响，1683年到中国勤学，师从福州鸿儒陈元辅、竺天植，专攻儒家经典。1687年回国后，在琉球兴建孔庙，创办学校，开拓琉球的教育事业。1691年在福州任琉球存留通事期间，购买1500多卷中国经典，回国后赠给琉球孔庙，扩大了儒家经典在琉球的传播。1707年又在福州自费刻印了中国的《六谕衍义》一书，带回琉球后，成为琉球人学习汉语及修身养性的课本。该书还从琉球传到了日本。程顺则还根据中国的典章制度和礼仪，结合本国的实际，制定了琉球王府官制和典祭婚丧等礼仪，并提倡在琉球实行中国的计量制。在多次来华的实践中，他还把中琉航海人士的航海针簿，整理编撰为《指南广义》一书，在福州刊印，成为当时中琉之间航行的必备手册。程顺则是用中国儒学影响琉球社会的标志性人物。
教育家蔡文溥，1688年作为官生入北京国子监学习，学成回国后，担任久米村的讲解员、训诂师，负责华侨子弟的教学工作，其后又为国王尚贞、世子尚纯、世孙尚益讲解中国经典。因其才思敏捷，诗文华美，被誉为“中山第一才子”。他把建立学校、搞好教育看作琉球的立国之本，鼓励办学，促进琉球国学、乡学等教育机构的创立。
政治家蔡温，1708年到福州学习。回国后曾官至三司官、国相、国师，辅国30年，权倾朝野，显赫一世。治国期间，这位颇具才干的政治家大刀阔斧地实行改革，解决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在农政方面，他提出扩大耕地面积、提高生产力、改良生产技术、保持水土、植树造林。在政治思想方面，他推崇孔孟思想，颁布《御教条》，推行儒教，促进了社会安定。蔡温一生著述多达17种，是对琉球历史深具影响并打下自己烙印的伟大政治家。
史学巨匠郑秉哲，祖籍福建长乐，1720年作为勤学到福州留学，回国后不久又作为官生进入北京国子监学习。归国后为国王讲解儒家经籍，同时开始着手编修《琉球国旧记》。1731年又开始编集《中山世谱》。其后，还参加了琉球编年体史书《球阳》的编纂工作。这三部史书，是琉球王国的首批系统国史，直到今天，仍是研究琉球历史的基本史料。郑秉哲因此而成为琉球最著名的史学家。
法学家蔡世昌，1760年作为官生到北京国子监学习，回国后曾参加《琉球科律》的制定编集工作，这是琉球第一部刑法典籍。1779年，蔡世昌官至国师，并创立首里公学校。他在琉球法律制度的创建和学校的推广方面功不可没。
救亡先驱蔡大鼎、林世功。蔡大鼎1848年到福州留学，林世功则是琉球的最后一批官生，于1868年到北京国子监学习。1875年，日本禁止琉球向中国朝贡，琉球秘密派遣使团前往中国，泣诉日本阻贡并吞并琉球的强盗行径。蔡大鼎和林世功二人都在其中。到福建后，清政府不准使团入京禀报求援。蔡大鼎和林世功等人化装北上，在北京皇城东华门外跪请清廷出兵拯救琉球，长达7天。由于清廷正处于内外交困、自顾不暇的境地，因此清廷没有作出回应。救国无望的林世功留下遗禀，壮烈自尽。蔡大鼎则强忍悲愤，继续奔走，最终客死中国。这两位壮士，都为琉球的救亡复国而客死异乡，在琉球历史上留下醒人的一笔。
二十五、中国对琉球遭风难民的救助
明清两朝，常常发生琉球国来中国进贡船只、琉球去其他国家贸易的船只、琉球本国的民船或商船，在海上遇风漂到中国沿海地方的事件。中国对这些遭风难民，都给予了必要的救助。
据《太祖实录》记载，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琉球国才孤那等28人驾船在海中采硫黄，遇风漂到中国广东海丰，后送到北京。经琉球贡使辨认是本国人后，明政府每人给他们宝钞5锭，并让琉球贡使带回本国。这是史料中记载的中国救助琉球遭风难民的最早一例。
成化七年（1471年）九月，琉球国通事林昌等人驾船前往满刺加国采买贡物，回国途中，在中国七州洋地方遭风坏船，126人浮板登岸。广东地方官员加以收恤救助，派人送到福建，福建地方官把他们安置在柔远驿中，照例给银存恤。礼部并准许他们自备物料修船回国。这是明代中国救助琉球去外国的遭风商船的事例。
宣德年间（1426年—1436年），琉球来华进贡的船只在浙江孤山地方遭风破碎，4名水手浮水登岸。当地地方官将他们加以收恤，并护送到京，由本国贡使带回本国。这是明代中国救助琉球来华进贡遇难人员的事例。
琉球遭风遇难人员在中国沿海被发现后，各级政府都照例予以救助，把所有人员都送到福建或京城安置，供应粮米菜薪，有的并支银为他们修船、置办回国用品及一个月的过海行粮。
如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琉球使船在途遇风，漂到福建泉州。地方官员照例把所有幸存人员共43人全部安置进柔远驿，供应粮米蔬薪，并动支饷银130两，让遇难者制造船只，备办银花、红缎、布疋、过海行粮等，候风回国。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琉球进贡船在福州附近撞礁打破，幸存的59人被地方官员转发柔远驿安置，照例支给廪米蔬菜优恤，并动银13两，逐名犒赏，又从海防馆拨取船只，发给他们一个月行粮，趁风归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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