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晚报

　　晚报记者 孔同 报道

　　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斗争的历程中，有这样一群同志，他们的使命是保护中国共产党创建以来的各种文档，还有一些同志的任务是保卫党中央机关的安全。在上海的街头，这些并不起眼的民宅，曾经暗藏着党的情报或档案工作。

　　中共中央特科机关旧址

　　统一战线与情报工作结合

　　中央特科是当年在一个特殊历史环境下保卫党中央的一支特殊警卫部队。 1927年11月至1931年4月威震敌胆的中共中央特科机关就设立在麦特赫司脱路郑家巷 （今泰兴路383弄83号）和武定路修德坊6号（今武定路930弄14号）两幢两楼两底的不起眼的石库门里弄房子里。

　　为了能在当年特殊的环境内开展革命活动，党迫切需要建立坚强的保卫工作。 1927年5月间，在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央军委领导下，建立了以情报工作为重点的特务工作科，简称中央特科。特科的主要任务是保卫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了解和掌握敌人的动向，营救被捕同志和惩办叛徒特务。

　　建立反间谍关系保护同志

　　特科在上海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建立反间谍关系，派李克农、钱壮飞、胡底等人打入敌特机构，建立秘密电台，营救任弼时、关向应等领导干部，惩治叛徒何家兴、白鑫等等，为保卫党中央的安全发挥了重大作用。特科除了惩治叛徒以外，还做了大量的统战工作。

　　钱壮飞、李克农、胡底，被周恩来称为党的情报工作的 “龙潭三杰”，并说：“如果没有钱壮飞他们，我们这些人可能早就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 ”

　　中共特科在保卫中央机关安全、镇压叛徒奸细的斗争中锻炼成长，国民党的特务、内奸、叛徒，一听到特科红队的名字，便惶惶不可终日。

　　中央特科卓有成效的工作，在白色恐怖的环境里，保卫了大多数中央机关的安全，也保证了党的六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和第五次劳动大会、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等重要会议的顺利召开，为党的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中央特科机关迁走后，这里一直是居民住宅。现在的泰兴路383弄83号原建筑已经拆除，改建为新工房，武定路930弄14号仍为居民住宅。

　　中共中央阅文处/中共中央文库

　　首个党的文件保管处

　　位于江宁路673弄10号的恒吉里和西康路560弄合兴坊被称为“中共中央阅文处”也就是党内同志所称的“中央文库”。上世纪三十年代，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党的各级组织的逐步健全，党中央文件来往、积累越来越多。这些文件需要能及时给有关领导同志查阅，又要得到妥善的处理和保管，因为这些文件涉及党的最高机密，直接影响到革命工作和组织安全。

　　1930年，中共中央决定专门设立文件保管处，从属于中央秘书处，地点就设在戈登路1141号恒吉里（今江宁路673弄10号）一幢两楼两底的旧式石库门房子里，这里也是中央政治局开会的秘密地点。

　　创立我党最早档案管理条例

　　1931年上半年，当时担任中央军委书记、中央组织部长的周恩来在这里阅文处理文件时，提出了要区别不同情况整理和保存文件的意见，并委托瞿秋白起草一个文件处置办法。

　　瞿秋白根据周恩来的意见，起草了一个《文件处置办法》，这是我党最早的关于管理档案、文件的条例。

　　1932年下半年，上海地下斗争环境极为险恶。党中央在陆续撤往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时，决定把中央文库留在上海，由上海中央局代管、陈为人具体保管。

　　假扮富商保护整理文件

　　陈为人和时任中央交通的妻子韩慧英，接受了保存中央文库的工作，接受任务时，他们俩立下誓言：人在文件在，以生命保护党的文件。在党中央精心安排下，陈为人夫妇不再参加党的会议和其他一切社会活动。

　　陈为人开设一湖南湘绣店为掩护。白天里，夫妻俩人以富商家庭出现在世人面前，衣冠楚楚，处事阔绰，神情悠闲。晚上关上店门，陈为人就到三楼密室，通宵达旦地工作，他将密写在各种小说、报纸上的文件与信函抄录下来，把原来写在厚纸上的文稿转抄到薄纸上，把大字抄成小字，又把原有文稿纸的空白边剪裁下来。一切工作的目的，是为了使中央文稿尽量缩小面积，进而缩小目标，便于保存，也便于避免敌人的耳目。

　　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原20箱文件按照《文件处置办法》规定的时间、地点、专题分类，重新装箱完毕。

　　中央调出和送进文件均由韩慧英与一位代号为“张老太爷”的同志联络，这也是陈为人夫妇与党的唯一组织联系。中央还规定，如果在陈家一旦发现任何陌生人，即使是没有工作关系的党内同志，也要立即转移，以保证中央文库的绝对安全。

　　叛徒告密妻子被捕

　　1933年，党的活动据点频频遭受敌人破坏，党中央也秘密撤离上海，转移到了江西瑞金。严峻的现实下，陈为人夫妇在上海坚守阵地，数次转移。为确保文库的安全，每搬一新居，陈为人即在自己的卧室内置一大火炉，旁边放有火柴和引燃物，名为取暖，实际是时刻准备点火烧楼，全家牺牲，人与文件俱焚，绝不让一张纸留到敌人的手中。

　　1935年2月，由于叛徒告密，敌人在一个晚上破获了我党八个地下活动地点。 “张老太爷”处也遭到破坏。韩慧英在去张家时，被守候的特务捕获。

　　在规定的时间内，妻子没有返回，陈为人知道发生意外，便在第一时间内立即搬家，化名张惠高，以木材行老板的身份，用每月30块银元的高价，在小沙渡路合兴坊（今西康路560弄）15号，租下一栋二层楼房，带着三个孩子和全部“家当”，转移至此。但是从此也失去了与党组织的联系。

　　联系上组织后不幸病逝

　　1935年5月，陈为人给妻妹韩慧如写信，说她姐姐生病，希望她能来上海看望。正在河北正定小学教书的韩慧如得信后，利用暑假赶到上海。

　　她眼前的姐夫家处于极端的困境中，二楼的家具全部变卖一空，除去身上穿的，一时不用的衣服也都已卖掉，孩子穿的是抽去了棉花的破背心。煤球数着用，一天两顿山芋粥，粥里放盐当菜。楼下摆着绝对不能吃的月饼，维持着一个木材行老板的表面文章。

　　晚上韩慧如每天要做的是两件事情：一是避开邻居眼目，到曹家渡去担山芋，以维持生计；二是为防止文件霉变，与陈为人一起频繁搬动文件箱子里的文件。此刻，陈为人依然寻党心切，要韩慧如在晚间到处去张贴 “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夜哭郎”的纸条，以期望引起注意，重新找到党的联络。

　　1935年底，受尽酷刑的韩慧英，坚持说自己是走错了路，终于获释回家。 1936年秋，陈为人终于与中央情报系统的徐强接上关系。

　　艰难的生活和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焦急心情双重压迫下，陈为人的身体状况极差。中央考虑到陈为人的身体健康状况，决定将中央文库交由他人保管，当陈为人和韩慧如将最后四箱文件完整无缺地护送到凯自尔路（今天的金陵东路）的指定地点，接受文件箱的一位女同志拿出两块银元，说道：“谢谢你们，给我保管了箱子，还要给我送来。 ”

　　回到家中，陈为人吐着大口鲜血昏倒在地，后终因操劳过度，心力交瘁，于1937年3月13日病逝于小沙渡路合兴坊15号中央文库内，年仅38岁。

　　文档如今保存在北京

　　自1937年起，中央文库的保管任务，由上海地下党情报系统的多位同志承担，而无论有多少同志被捕，中央文库却从未遭受丝毫损失。

　　直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全部文件才完整地送交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到1933年党中央机关撤离上海为止，经历了内战、抗战和解放战争，在国民党、日本侵略者交替统治的白色恐怖环境里，多达1.5万余件，大小104包，共16箱的文件保存完好，目前保存在北京的中央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