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初，周恩来和邓颖超在西花厅前海棠树下的合影。

     从入住那一天起，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整整住了27年，以至西花厅已成为周恩来的代名词。这是一个怎样的住所呢?
     东南西北到处奔走，周恩来到过许多地方，他追求住房的享受吗?
     那一个个伟人居住过的房间知道，那一颗颗感动不已的心知道。
    “春天到了，百花竞放，西花厅的海棠花又盛开了。看花的主人已经走了，走了12年了，离开了我们，他不再回来了。
     你不是喜爱海棠花吗?解放初期你偶然看到这个海棠花盛开的院落，就爱上了海棠花也就爱上这个院落，选定这个院落，到这个盛开着海棠花的院落来居住。你住了整整27年……”
     正如邓颖超所说，自从1949年进城时看到西花厅这个院子，周恩来就喜欢上了这个院子，直到1976年逝世，他一直居住、办公在中南海西花厅。
     西花厅是一座古老的平房，多年失修。墙上的砖有不少斑痕，墙皮老旧出现碱印；柱子上的油漆大部分脱落，有的柱根已经糟朽；地面是大方砖，每到夏天就泛潮；窗户裂着大缝，冬天还要用纸糊窗缝；天花板也很破旧；厕所不在卧室，周恩来上厕所还要走一段路。由于房屋潮湿，周恩来常闹腿病。
     总理办公室的同志和国务院总务部门，多次提出要修缮周恩来的住房，并且拟订了修缮计划。时任中央警卫局分管房建的副局长毛维中来西花厅检查房屋情况时，也提出需要修缮。可是周恩来就是不同意修，并且对同志们说：“这个条件，比起延安的窑洞好多了。”还说：“我们经济还困难，又在抗美援朝，怎么能为了我花这个钱?你们想都不该这么想！”
     有一年，普查房屋时，发现西花厅总理的车库房架坏了。工人们先用木柱支顶，经秘书说明情况，向周恩来请示，还是不准大修，只能用铁板加固，以保安全。总理办公室的窗帘，破得已不能再用了，有一次，工作人员换了一套新窗帘，周恩来看见后，立即让工作人员将旧窗帘找回来再用。一次修门窗时，将窗扇安了个铜合页，周恩来发现后硬是下令换成了铁合页，还语重心长地告诫工作人员：“我们国家现在缺铜，门窗合页可不能用铜的。”
     1955年4月，周恩来率团出席万隆会议期间，听说管理部门要给他修缮住房，他特意从万隆给北京的秘书打电话，再一次制止为他自己修房。
     1959年12月23日，秘书何谦向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提出并经他同意，决定趁周恩来和邓颖超到南方出差并参加中央在广东组织的学习，在外时间较长的机会，组织房修部门修缮一下西花厅。周恩来也同意做一般维修，以保护建筑物。
      这次修缮，只是把地砖换成了地板，把腐朽的小梁柱换了下来，把已经脱皮的柱子油漆一下，粉刷墙壁，把后面做三废用的小平房与前面的住房打通，加了一个带顶和窗子的小走廊。因为这间小平房与前面住房虽然并排，离得很近，但互不相通，做好的饭菜要绕一条露天的墙边小胡同送到前面客厅(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客厅东南角用餐)，冬天很难保温。加上小走廊连通后，不走露天，距离也近了。为了解决办公室光线暗的问题，加了一个吊灯和一层白窗帘。换了一个大点的浴盆，并在墙上加了把手。何谦看到周恩来用的木床太旧了，正好钓鱼台国宾馆有不用的床就给换了一个。何谦原以为这次修缮西花厅，一切都是本着适用、安全、节俭的原则办的，没想到还是违背了周恩来的要求，给他造成工作被动，在住与不住上左右为难。
      房屋修缮用了两个多月时间，1960年3月20日完工，暂住钓鱼台的周恩来3月23日抽空回西花厅看了一下。他看到焕然一新的住房时，愣住了，严肃地问何谦：“为什么搞得这么好?”
      何谦回答说：“为了适用。”
      周恩来又问：“为什么要粉刷?”
      童小鹏说：“墙皮都脱落了。”
    “这样搞，造成浪费，影响多不好，我怎么回来住，不住又没地方搬。”周恩来批评中夹着为难。
      邓颖超赶紧分担责任说：“这件事我知道。”
      最后，周恩来说：“房子已经修了，不好再动。但必须把新加的吊灯和白窗帘拿下去，把原来的旧木床换回来。”
      随即，周恩来就到河北地区检查工作去了，何谦也随行。3月25日在天津，周恩来开会回到住处已经深夜1点，何谦向他汇报工作时，他又谈起了西花厅修房子的事。他表情严肃、语调亲切地说：“修房子我不反对，但为什么要修得那么好呢?你知道我要求严格，可你没有掌握这条原则。你和我一起工作20多年了，我的一切要求、习惯你最了解，国务院办公的地方都没有修，把我住的地方修得那么好，影响多不好。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要做到，不能有丝毫特殊。我不回去住吧，大家不安心，回去住吧，我又不安心。”
      周恩来沉思了一会接着问：“我在银行有多少存款?”
      何谦说：“你那么一点工资，什么费用都在里面开支，哪有多少存款!”
      周恩来叹了一口气，无可奈何地说：“赔又赔不起。”接着又自责地说：“这次修房子，那样一个修法我不知道，责任在你。但是，在修缮过程中我没回去看看，这是我的错。”听到这，何谦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眼泪夺眶而出。
      为了这件事，周恩来还在国务院的会议上，多次作自我批评。他说：“我住的房子修了，你们去看看，我要求勤俭节约，自己没有做到。”“这次我在南方读书，到各地看了看，家里花了那么多钱替我修房子。我作检查是应该的，我最不安的是，我的房子修了，带了头了，这是个很坏的头。那么副总理、部长副部长的房修不修?我心中不安。”但是，他从来没有说这种修法他事前不知道，是秘书组织的。
      从此后，周恩来对房屋修缮控制得更严格了。1973年底房屋普查时发现，西花厅原池子岸石塌落，房屋的明柱和窗木失修，原漆起皮脱落，提出要维修。结果，秘书告诉房修部门说：“请示了总理，不让修。”
      周恩来办公室的陈设十分简陋，室内只有写字台、小会议桌各一个和几把椅子，连沙发都没有。在查出周恩来得癌症后，毛泽东关心周恩来的健康，送给了周恩来一个特制的单人沙发。
     周恩来也不允许给他购置办公用品。周恩来习惯晚上办公，批阅文件，吊灯很不合适。工作人员想给他买个台灯，周恩来同意搞一个。工作人员见周恩来同意了，便提议由宾馆送一套。周恩来说：“自己用，搞那么高级干什么?”“不要麻烦宾馆，我不要。”“我是为了用，不是为了看。”周恩来说：“我们有工人，可以自己制作嘛。”于是，他请中南海的工人用铁管子、洋铁皮制作了两个落地台灯。周恩来使用的两个笔筒，一个是价钱最便宜的普通玻璃杯；另一个是乳白色的山水玻璃笔筒，破碎后，里外用橡皮膏粘合后继续使用。
                                                                       辑自《周恩来人生纪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