濮阳历史文化渊源追溯
濮阳古称帝丘，据传五帝之一的颛顼曾以此为都，故有帝都之誉。濮中华第一龙阳之名始于战国时期，因位于濮水（黄河与济水的支流，后因黄河泛滥淤没）之阳而得名，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1986年，境内出土的石磨盘、石磨棒、三足陶等裴李岗文化典型器物证明，七、八千年前这里已有人类活动。1987年，在濮阳西水坡发掘出三组蚌砌龙、虎图墓葬。据测定，其年代距今6400年左右，蚌壳龙被考古界公认为“中华第一龙”。专家据此遗址推断，6000年前濮阳地区已率先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并成为中华民族龙文化的发源圣地。濮阳因此被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命名为“中华龙乡”。
上古时期 濮阳一带地跨兖、冀二州，是黄帝为首的华夏集团与少昊为首的东夷集团活动的交接地带。黄帝与蚩尤的大战就发生在这里，据说蚩尤之首就埋在台前县。黄帝长子玄嚣青阳氏邑于顿丘（今清丰县南），次子昌意在今南乐县筑昌意城；黄帝史官仓颉始作书契，以代结绳，被尊为“造字圣人”，今南乐县梁村乡吴村有造书遗址及仓颉陵、仓颉庙。中原地区继黄帝之后由颛顼统一治理，都帝丘（今濮阳西南，史称“颛顼之墟”）。颛顼时，其氏族集团实力强大，打败了以共工为首的集团，活动范围大为扩展，万邦来朝。颛顼之后，帝喾继位，初都帝丘，后迁都伊洛平原。帝喾赐颛顼玄孙陆终长子樊为己姓，封邑昆吾（今濮阳东南）。帝喾之后，尧继位成为祁姓集团首领，以冀州为活动中心，死后葬于城阳（范县东）谷林。濮州（今属范县）有尧母庆都庙，范县辛庄乡北有尧子丹朱墓。舜生于姚墟（今范县城西南），住南河。他在黄河之滨烧制陶器，到雷泽（古泽名，在今范县东南）渔猎，去历山耕作，还贩于顿丘（今清丰）。舜在实践中增长了才干，后代尧而立，成为姚姓联盟的首领。尧舜之时，太行山区雨水丰沛，水患频仍。以秦（今范县）为活动中心的东夷首领伯益协助舜的水官大禹治水，两大集团在联合抗洪斗争中进一步增进了民族融合。
夏王朝时期 濮阳地区建有己姓联邦集团的昆吾（它是夏后氏酋邦王国最亲近的成员）、斟灌、顾等宗族邦国。夏启时于昆吾铸九鼎，并视为国宝。夏帝仲康的儿子相为羿所逐，奔依同姓邦国斟灌氏。后相即位，都帝丘，至帝杼时迁都于原。其间历百年，濮阳一直是夏文化中心地带，不仅农业发达，制陶和冶铜技术也处于领先地位。
殷商时期 以契为始祖的子姓集团至相土时迁至商丘，即帝丘（今濮阳），活动于今豫北、冀南和豫东一带，势力发展至东海之滨。汤时征服了昆吾、韦（在今滑县东南）、顾等邦国，后灭夏建商，以帝丘为其陪都。
西周时期 以姬发为首的姬姓联邦集团联合其他邦国灭商后成为新的联邦王国的宗主国，帝丘一带称东国，为管叔封地。周成王四年，周公旦东征，平定武庚及三监叛乱，封康叔于河、淇之间，建立卫国，帝丘一带受其节制。西周时，帝丘一带的经济、文化都得到迅速发展，实力较强。厉王时，卫武公曾带兵入朝平定叛乱，稳定政局。
春秋时期 濮阳一带仍属卫国，为当时较先进的地区之一。公元前660年，散居于齐、卫北部的狄人入侵卫国，占领卫都朝歌。公元前629年，卫成公迁都帝丘（今濮阳），帝丘成为卫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凡400年。公元前602年，黄河大改道流经濮阳，给这里带来水利之便。这一时期人们用桔槔提水灌田，农业生产水平大幅度提高。农业的发展带动了纺织、皮革、竹木、冶铸等手工业的进步，促进了商业兴旺，涌现出一批城镇。如临黄河的戚邑，水陆交通便利，经济十分繁荣。仅公元前626年至公元前479年140多年间，春秋经传中关于戚的记载即28处，诸侯来卫国的14次会盟中，就有半数在戚举行。其他如咸（位于今濮阳市东南25公里）、铁丘（位于华龙区）、顿丘（今清丰县西南）、五鹿（今清丰县南）、澶渊（位于华龙区内），清丘（位于市中心东南30公里）等城邑商旅不绝，相当繁华。手工业和商业的发达，促进了思想的活跃，精神的解放，文化的发展，劳动人民于“桑间濮上”创造的诗歌“卫郑新声”，风靡华夏。先进的卫文化既培育了中国第一个杰出的爱国女诗人许穆夫人，也激励工奴于公元前478年掀起世界上最早的手工业奴隶的革命斗争——百工起义。同时，帝丘位居黄河要津、中原腹地，向为兵家必争之地，春秋时期的城濮之战、铁丘之战等都发生在濮阳一带。
战国时期 铁农具和牛耕普遍推广，农业生产有了较大发展，各诸侯国为壮大实力、争夺霸权竞相改革，大批优秀人才应运而生，仅濮阳人就有政治家和军事家吴起、儒商子贡、改革家商鞅、政治家吕不韦、外交家张仪等，为推动社会进步做出了贡献。吕不韦主持编写的《吕氏春秋》记载了天文、地理、物理、医学等方面的科学知识，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战国后期，大国争霸，帝丘一带战争频繁，原为西周第一大国的卫国，春秋时已降为中等诸侯国，到战国时更加衰微，最后仅剩濮阳城（濮阳县西南）一弹丸之地。前242年，秦置东郡，次年秦取濮阳等地，卫君角被迁到野王（今河南沁阳），卫此时名存实亡。公元前240年，东郡治濮阳。至前209年卫君角被废为庶人，卫亡。
秦汉时期 秦统一中国后，为束黄河之水，曾修金堤（即原黄河大堤，顶宽20丈，兼作御道。谓其坚固无比，故名金堤）。秦末，濮阳人民助项羽大败章邯，加速秦朝灭亡。汉时，濮阳仍为东郡治所。西汉武帝曾于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亲率官吏、将士数万人到濮阳堵塞瓠子河决；西汉成帝建始四年（公元前29年）秋，河决东郡，朝廷遣官发众来堵，并增筑金堤；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69年），在著名水利专家王景主持下，濮阳人民修渠筑堤千余里，固河道于濮阳城南，黄河安澜700余年。期间，濮阳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人口大增，西汉平帝元始二年（2年），濮阳人口已达3787万人。成为中国当时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今戚城遗址丰富的汉代灰层出土的大量陶器、汉铜镞、铜釜、犁、铁镬、石器及水井等文物，都表明当时这里十分繁华。汉初戚地曾是将军李泌的侯国。汉时濮阳经济文化发达，人才荟萃，名臣汲黯、经学家索卢放、京房等濮阳人均为一代俊杰。
两汉之间短暂的新朝，曾把东郡改名治亭。
魏晋南北朝时期 三国两晋南北朝370年间，魏、后赵、冉魏、前燕、后燕、前秦、北魏、东魏、北齐、北周等割据者曾先后在濮阳地区称王道孤。这里的行政建置朝立夕废，变化频仍，几个辖县分别隶属过濮阳郡、东郡、魏郡、顿丘郡、昌乐郡、武阳郡等。西晋时还曾建濮阳国。南北朝时，濮阳更是兵连祸结，干戈纷然，大量居民被迫迁徙，边塞游牧民族陆续入居濮阳，与汉族融合，同时把大片耕地改为牧场，农业生产受到破坏。至北魏时，孝文帝实行均田制，农业才有所恢复。综观此期，乱多于治、毁多于创，濮阳地区经济萧条，文化衰退。曹魏、前秦、北魏时，曾有过短期的稳定，濮阳经济有所恢复，也产生了一些有贡献的人物，如书法家窦遵、文学家董微、名臣李彪、李谐、李崇、王观、吴隐之等。
隋唐时期 隋开皇十六年（596年），分濮阳县一部置昆吾县，析临河、内黄、顿丘各一部置澶渊县，省昌乐入繁水县，并复置范县。隋文帝实行节俭政治、轻徭薄赋，大开漕运，使经济得到了较快恢复。大业四年（608年），永济渠过濮阳后，便利了交通，濮阳日趋繁荣。不久，隋炀帝的暴政迫使濮阳人民纷纷参加东郡法曹翟让领导的瓦岗军反隋，这支起义军在推翻隋的统治中起了骨干作用。唐初，为避唐高祖李渊之讳，改澶渊县为澶水县。唐武德四年（621年）置澶州，辖澶水、顿丘、观城等县，今南乐县属魏州，范县属濮州，台前县境属郓州。唐大历七年（772年），割顿丘、昌乐4乡于清丰店置清丰县，属澶州。初唐时，濮阳一带地旷人稀，均田制实行程度较高，水利兴修，农业生产恢复较快。唐朝中期，黄河安澜，濮阳的农业、手工业等得到长足发展。丝绢业闻名全国，丝织贡品列为上三等。唐代濮阳文化发达，人才辈出，杰出的天文学家僧一行（张遂，今南乐县人），第一个测量子午线长度，最先发现了恒星运动。还产生了勤政廉洁的杜暹、拒重贿名留青史的李义琰、唐辅臣杜鸿渐、音乐家张文收、礼学家张戬，抗击安史叛乱的名将南霁云、诗人张九龄、唐末农民起义领袖王仙芝等名人。唐末至五代，濮阳一带又成了战场，仅后梁、后唐就在濮阳征战200余场。长期兵燹战乱，使唐代前期100多年的建设遭到严重破坏。
宋元时期 濮阳改称开德府，一度成为北辅，即保卫京师和河朔安全的屏障，称“北门锁钥”。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契丹兵临澶州，濮阳军民奋起抵抗，在寇准力谏下，真宗御驾亲征至澶。宋以少胜多，大败辽兵。辽军战败求和，双方签订了有名的“澶渊之盟”。此后百余年，两国相安，宋时濮阳的农业、手工业、商业都得到较大发展。到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澶州一带已相当富饶，人口回升。崇宁元年（1102年），这里人口已发展到817万。纺织业发展更快，成为宋代“衣被天下”的地方。这一时期，濮阳名人辈出，著述家晁迥、晁宗悫、晁永之，名将赵延进，清官王赞、张田，治黄专家高超等彪炳史册。北宋后期，朝廷腐败，濮阳不少人被逼上梁山，参加宋江领导的农民起义。1128年秋，金兵占领澶州。金皇统四年（1144年）改澶州为开州，辖今濮阳、清丰。此时，今南乐县属大名府、范县属濮州、台前县境属东平府。金章宗明昌五年（1194年），黄河第五次大改道而南迁，经延津、封丘、寿张（其辖区部分为今台前县境）入梁山。1222年，成吉思汗派兵占领开州。金元统治时期，虽注意生产，但因破坏太重，加之黄河屡决，经济难以恢复。终元之世，濮阳虽一直为开州的中心城市，但经济文化都未达到北宋鼎盛时期的水平。唯戏曲艺术有所创新，濮阳人宫天挺的元曲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其本人成为元代杂剧大家之一。
明朝时期 濮阳仍称开州，辖濮阳、清丰、南乐，属大名府，范县属东昌府，台前（寿张一部分）境属兖州府。因受战争破坏，这里景象极为荒凉，“道路皆榛塞，人烟断绝”。明初，开州“土著只余七姓，丁不满千”，朱元璋下诏鼓励无田农民辟荒造田，并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起，数次将山西黎民徙居濮阳一带置屯垦荒，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老鸹窝”移民。朝廷为增加收入，号召农民广植桑、棉，发展经济作物。同时还加强水利建设，于洪武十八年（1385年）修筑了黄河、卫河等堤岸。至明中叶，农村经济得到恢复且有较大发展。英宗天顺元年至四年间（1457年—1460年），仅开州3县即垦荒6万公顷，植棉0.07万公顷，栽桑133公顷，上交租粮4万余担，比明初增加近两倍。濮阳已有17100户，886万人，成为“天雄之上游，河朔之名区”。但明英宗之后，宦官干政，政治日趋腐败，土地兼并严重，水利严重失修，灾害不断，民不聊生。嘉靖五年（1526年）至崇祯十五年（1642年）的百余年间，濮阳发生水、旱、蝗、风、地震等较大灾害逾百次，大灾年徭役负担却有增无减，农民被逼起而抗争。崇祯十三年（1640年），濮阳人民以范县榆树园为根据地发动起义。榆树园农民起义军后来在范县人梁敏等领导下转为抗清斗争，他们联结豫东、鲁南农民军，连破濮、曹二州及梁山、东明等县，继而西进开封，北伐大名，南下海州，给封建统治者以沉重打击。
清朝时期 濮阳称开州，与清丰、南乐隶属于大名府。范县属濮州隶曹州府，台前境（寿张一部分）隶兖州府。清代前期社会较为稳定，生产得到恢复，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这里荒地开垦率达80％，人口增至50多万人。然因此时的封建帝制已处于没落阶段，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加之清朝统治以后，黄河水患时发，濮阳灾情不断。特别是咸丰五年（1855年）河决，将濮阳大半变为泽国。这次大改道后，黄河经濮阳、范县及今台前境奔东北入海，在境内横流泛滥，为害29年。濮阳一带农业生产每况愈下，文化也日趋衰落，魏山原、叶挺秀、王连中等人虽有著述问世，但均未造成大的影响。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日趋腐朽。濮阳因闭于内地，经济文化更为落后，直至光绪十五年（1889年），才有了第一条电话线路；宣统三年始建邮局；光绪二十年（1894年）才开办了官营铁厂、机织厂、针织厂、石印厂、草帽厂之类。文化名人寥寥，留有著述者也不过李建勋、鲁世英、蓝云祥、高惠民等数人而已。清政府对外卖国、对内镇压的政策激起反帝反封建浪潮的不断高涨，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濮阳人民奋起参加捻军反帝反清。咸丰三年（1853年），其队伍发展到八九千人，向开州、范县、清丰、内黄、浚县、滑县、延津等地的官府进攻，打击清军。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清丰县义和团首领韩大申、韩顺江高举清邑义和团大旗，聚众数万，劫富济贫，烧教堂，废洋教，把濮阳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推向高潮。
民国时期 民国二年（1913年），曾改开州为开县，但因与四川、贵州两省的开县重名，1914年1月复称濮阳县。濮阳县、南乐县、清丰县归河北省大名府管辖，范县属山东省东昌府，台前县系寿张县一部分属山东省东临道。1926年，范县改属曹濮道。1912年~1949年，辖区各县建置及隶属改易较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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